为了第二个孩子
蔡智奇的战斗还在继续。被开除后，他又拿出《出国留学人员生育问题规定》向学校申辩——“夫妻双方在国外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留学人员，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，回中国内地后不予处理。”
在这位副教授看来，这与学校开除自己的理由有出入。学校的反驳是：他的妻子不是留学人员。蔡智奇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座计划生育政策的迷宫里。
在不少专家看来，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中间力量约束最有效。像蔡智奇这样的还有更多政府、国企、事业单位供职的人——自1980年代起推行的“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”，将他们的户口、工作与生育紧紧捆绑。
36岁的易锋就常常觉得，自己因为二胎付出了过大的代价。2009年，36岁的易锋生下了第二个儿子。妻子为此辞掉了公立学校教师的工作。夫妻俩也凑了5万块，交了社会抚养费，为孩子在湖南老家上了户口。
易锋原以为交了钱就都解决了，但广州实行的一票否决制，自己不被批准落户；2012年他也曾有机会，成为国企的正式职工，却因为拿不出独生子女证，只能以劳务派遣的方式，成了单位里最悲催的“临时工”。
2006年，居住在广州的许宝辉有了第二个孩子，因为不愿交20万的社会抚养费，孩子无法上户口，孩子只好回到镇上读书。一天儿子回家告诉他：“爸爸，老师说我没有户口，不能领红领巾。”
2009年，在西安一家国企上班的孙天，偷偷生下了第二个儿子。花了一番精力，他将孩子的户口落在农村妹妹的名下。
2年后，老家征用土地，父母嫌赔偿价格低，不愿签约。征地的人却抓住孙天超生的把柄威胁其父母：要到西安的单位告状。担心丢掉工作的孙天，最终只能劝父母妥协。
39岁的周丽则一直记得在医院的见闻。她生活在北京，怀了二胎后，因为大医院要建档，她只能选择去一家小医院。这家医院，也是北京的流动人口直接分娩点。产检时，拥挤的过道、病房里，周丽发觉90%的孕妇都是生二胎的。
周丽在那里听了很多故事：有人从上海跑来生孩子，自己也是计生工作的；也有不少计生干部，会闯进产房，劝某个妈妈回去：“你回去，罚款打七折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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